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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湖之滨的诗与思

作者:钱文亮  编辑:徐婧雯  来源:新闻中心   发布时间:2018/06/27

差异性的“地方经验”

在全国高校数量仅次于北京的武汉,湖北大学的名声不是最大,但是这里的诗歌土壤之深厚、优秀诗人之多产,却又在武汉地区的大学中名列前茅。即以“文革”后近四十年当代新诗的历史为观察时段,在诗歌热潮唯“新”是求的1980年代,从湖北大学毕业的诗人饶庆年,就是以《山雀子噪醒的江南》等一系列“新乡土诗”名震中国诗坛的佼佼者。他的这些诗虽然不乏1950-1970年代流行的 “生活抒情诗”的烙印,但在今天看来,却是国内最早的试图跳出同质化的民族国家宏大叙事、突显地方性社会与文化脉络的艺术探索,是中国当代新诗中脱离意识形态想象的差异性“地方经验”的最早表达,其丰富写实的地域细节、朦胧热烈的江南气息和缤纷多姿的水乡山村色彩、轻扬畅快的鄂南语调,不仅在当时令听倦了标准统一的国家意志话语的读者耳目一新,其品质独具的美学感染力,即使在三十多年之后也仍然使它成为许多诗歌朗诵会上脍炙人口的经典节目,享受着与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徐志摩的《再别康桥》、舒婷的《致橡树》、海子的《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等经典作品同等的热爱,足以证明其艺术魅力之长久。

而我和湖北大学诗歌的缘分恰恰就是从饶庆年开始的。记得大概是在大学毕业之前,我不知道是从什么地方读到了饶庆年的《山民的婚典》———现在只知道其最初发表于1984年第4期的《人民文学》,同年被当时刚刚创办的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诗选刊》创刊号转载,而由于我曾经向《诗选刊》推荐过几次我所认为的好诗,所以《诗选刊》杂志社曾经赠送过我几期样刊以作酬谢,其中就有一本当年的创刊号至今作为我的藏书保存在家里。所以,我现在已经无法确定究竟是在《人民文学》上读了《山民的婚典》,然后向《诗选刊》作了推荐,还是第一次在《诗选刊》上读到的饶庆年的诗。当然,这个已经不甚重要,重要的是作为一个喜爱民间文学的读者,我当年是一下子就被饶诗中起首的几句给迷住了:

漫山的花哟、霞哟,全飞到

红衣、绿裤、精绣的缎鞋上来了

飞到油光水溜的螺髻和发辫上来了

———成簇的堂客和妹子,辨不出哪是嫁娘

可以说,作为一个在与湖北接壤的河南南部长大的乡村少年,饶庆年的诗一方面非常有效地激活了我深厚浓烈的乡村记忆和乡土情感,另一方面又给我这个在淮河冲积平原上长大的年轻人一种陌生而新奇的审美感染力,特别是诗中出现的“堂客”“幺妹”“青布缠头的汉子们”“浏阳鞭、三眼铳”“脚盆鼓”“红苕”“米泡糕、苕糕、麦芽糖”等等我所陌生的意象、方言,以及鄂南特有的地域性婚俗,都紧紧地抓住了我的好奇心,鼓动了我对“远方”世界的向往与想象。不久后,再陆续读到饶庆年的《多雨的江南》《山雀子噪醒的江南》等诗歌时,这种感觉则更加强烈,只是当时没有想到,命运竟然会让我几年之后成为了饶庆年的校友。

实际上,对疏离于总体化国家意志的异质性地域文化经验的表现,也是与饶庆年的《山雀子衔来的诗》同年发表的余艳波的组诗《汉川水乡行》的主要内容。这也是无巧不成书,余艳波恰恰是饶庆年的湖北大学校友,毕业后又成为留在湖北大学的非常活跃的青年诗人。而我当年也因为经常向甘肃著名的《飞天》杂志的“大学生诗苑”投稿,几乎这个栏目的每一期都要仔细读,所以对余艳波发表在这个栏目里的这一组诗印象特别深刻,对他能够把地域性特点鲜明的 “汉川水乡”的风物人事之美抒写得那么浓艳而又清灵,颇有点羡慕嫉妒恨。其实过了一年后,我也终于在《飞天》“大学生诗苑”发表了自己的处女作《乡思》(原名《乡愁》,发表时题目为可敬的编辑张书绅老师改定),算是首先成为余艳波的文字上的朋友。再过四年,在我到武汉参加湖北大学的研究生面试前后,我本科时的班主任程光炜老师专程带我到湖大校园拜访的第一个青年教师,正是余艳波。当天晚饭后,余艳波还叫来了湖大学生社团“湖光文学社”中的几位校园诗人陪程老师到湖大东面的沙湖散步、漫谈,算是在没有认清模样的情况下,又“认识”了湖北大学的几位诗人朋友,隐约记得有张良明、夏雨、何性松等人的名字。

应该是因为湖北大学属于省属地方性大学,学生大多来自湖北各地乡村的原因,对乡土的抒写几乎是湖北大学诗人的显著传统,从饶庆年那时一直延续到90后诗人滕雨等人的诗歌里。例如,目前在全国诗坛非常活跃的1987年出生的青年诗人谈骁,就有《百年归山》《恩施时间》等地域性经验突显的诗篇。不过,需要提醒的是,虽然湖大的校友诗人们都有“乡土”题材的诗歌,但与饶庆年诗歌大量出现的湖北人所熟知的外在公共意象、公共经验相比,年轻诗人们所抒写的“乡土”显然要更为内在和个人化,因而也更细微、更具有诗意的开放性,相互之间的差异也更为明显。

“诗与思”的对话

指出湖北大学属于省属地方性大学以及湖大诗人对差异性地域经验的钟情,并不等于说湖大诗人的写作因此会收窄自己的视野与格局。二者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否则,诗歌的超越精神无从谈起。正如著名教育家梅贻琦所言:“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而湖北大学恰恰一向是有大师的高校。1988年,中央电视台两次在黄金时段播出的《河殇》这部非同一般、海内外反响强烈的著名政论纪录片里,就请到“湖北大学历史系教授”冯天瑜先生作为主要的演播室嘉宾。当时先生以深刻而专业的角度论述中国地理、黄河中下游与中华文化的关系,就深深折服了全国的观众,让人们在记住这个学者姓名的同时,也记住了“湖北大学”四个字。1990年,冯先生和他的学生何晓明、周积明合作,推出近百万言的《中华文化史》,被认为是“新中国建立后的第一部规模宏大的中华文化通史”;此后,冯先生又提出并论证“文化生态”说、“文化元典”说,得到学界充分肯定和大量采用,被前辈学者誉为探讨中国文化的 “重要贡献”,认为这些学说表现出系统史学的魅力,是对中国文化史研究的一种理论建构。我很幸运,读研期间恰逢冯先生的巨著出版,而我和许多中文系的硕士生同学当时正在上他开设的“中华文化史”这门选修课。

除了冯先生,对湖北大学的诗人影响最大的则是1980年代就被称为武汉思想界的领袖、“中国的海德格尔”之称的张志扬老师。曾在湖北大学德国哲学研究所工作了七年的张老师被学界认为是我国自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思想解放”以来,属于始终既坚守学术个性又不断推进问题的少数思想者之一。他所提出的“偶在论”哲学在国内中青年知识界具有广泛的影响力。然而若论受其影响最大者,则非当时与他同在湖大校园的青年教师与学生,特别是湖大年轻的诗人们莫属。在这些学生诗人中,笔名沉河的中文系八六级的本科生何性松,因为与张老师过从甚密,耽爱于哲学,他的诗歌很早便已超越那种“美文”意义上的诗歌写作,而具备了相当成熟的现代意识与全新的话语方式。在湖北大学的学生生涯及毕业之后的两三年间,堪称沉河诗歌创作的第一个高峰期。他那时津津乐道于海德格尔的“存在”与“命名”,诗歌、随笔常带有维特根斯坦片段式的语体、顿悟式的思维和无所不在的思想张力,令人读来有异样的陌生与新鲜。这一时期沉河发表出来的作品虽然只有《山顶的小平房》《水的声音》《献诗》《无知的孩子》和《更小的蚂蚁》等很少的几首,但在这些诗中,海德格尔“家园”式的主题贯穿其中,关于“灵魂”“世界”“语言”与“生死”等问题的存在之思构成诗歌的主旨与视角,其诗歌的内涵与高度在国内诗坛都算得上一流水准。因为与张志扬老师以及后来认识的陈家琪老师、萌萌老师的交往,沉河与夏宏、钱文亮等湖大校园诗人以及武汉大学毕业的青年诗人黄斌在这一时期基本形成了作为一个优秀诗人的健全的“知识人格”,为以后的诗歌写作奠定了一个相当高的人文起点和精神根基,以至于进入新世纪以后,沉河、川上、夏宏、钱文亮、余文浩等湖大诗人因为以张志扬老师为精神核心经常聚会,并且吸引了武汉大学毕业的诗人黄斌、李建春,华中师大毕业的诗人剑男、亦来等,逐渐形成了一个武汉地区非常活跃的“象形”诗群,并以自费印制民间同人诗歌刊物《象形》的形式,成为表征中国大陆新世纪之初诗歌发展和变化的一个重要窗口,在诗歌界内外引起了广泛瞩目。

如上所述,可以说,正是因为受冯天瑜老师、张志扬老师等思想文化史和哲学领域内大师级教授的影响,湖北大学的优秀诗人普遍具有了开阔而深邃的诗学视野、超越的精神追求和独特的思维方式、言说方式以及对诗歌的丰富可能性的开掘,例如川上在日常表象下对隐秘之物的倾听与转喻,夏雨对生活经验的抽象与顿悟,吴晓燕以戏剧性手法对人生的编织和重构,余文浩的即兴与机智,夏宏于生命的细节中对人性的联想,邓艮以通感对世界的命名与解读……不仅在在呈现出湖大诗歌的多元取向与风貌,也汇入了新世纪中国诗歌水面宽阔的潮流。

“深度抒情”的力量

由于1992年毕业离校忙于编办《通俗文学评论》杂志,我对后来湖北大学在校诗人的写作了解得不是很充分。然而,阅读手边的《沙湖诗风———湖北大学诗人诗选》,我却发现,除了已经熟悉的谈骁之外,湖大还涌现了吴投文、谢仲成、朱凌、曹本臣、乌蒙、午言、彭博等优秀的诗人。我读到他们情思饱满的诗作,例如《三月的默祷》《停住》,例如《以为星辰触手可及》,例如《老校门》《八号楼》,例如《火车从我的身体里面开出去》《林中湖泊》,例如《臆想者症候群》《某夜和上河、姜巫在东湖绿道散步》,例如《有一只茶叶梗 等来了盼望的客人》《从树枝落地的人》《你用多少桂香做了引子》,等等,这些诗作浸润过中国古老的抒情之风,却又濡染西方浪漫超越的生命想象,情感醇厚而动人,比之于现代主义的刻意晦涩,令人感到久违的亲切淳朴。不难看出,这些诗人在充分吸纳现代诗歌重视语言的实验性质并以自身奇异的词语组合制造意义的同时,“通上了抒情诗的电流”,在保持情感的充沛与优雅的同时,融入了经验和知性的成分,实现了一种有所提纯、升华的深度抒情。

当然,《沙湖诗风———湖北大学诗人诗选》所收录的校友诗人的诗作有两百多首,诗人的年龄跨度从“40后”到“90后”数十届校友,若要用一两种概念简单地概括其总体诗学观念、审美取向和语言特征显然是很不恰当的。作为中国当代诗歌近四十年历史的亲历者,作为受惠于湖北大学校园诗歌文化的诗爱者,我只想认真地说一句:在湖北大学校友诗人层出不穷的诗歌中,沙湖波浪上的阳光从来未曾熄灭,沙湖之滨的诗与思一直涌动不息。

2018年5月于上海万源城

(作者系湖北大学校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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